越分类，越趋同？高校分类改革如何跳出悖论

——《高校教育管理》创刊二十周年暨高等教育学青年学者学术研讨会观察

 

“我们现在搞分类改革，初衷是解决千校一面、一把尺子量到底的问题。但反过来问一句：千校一面是怎么来的？那把尺子，又是谁拿着的？”

10月17日上午，江苏大学青教公寓报告厅，北京师范大学原副校长周作宇的一句反问，让台下170多位高等教育研究者陷入片刻沉默。

这不是一次常规的学术研讨。一个月前，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分类推进高校改革的意见》，正式确立研究型、应用型、技能型三类高校的基本框架。政策甫一落地，这场在镇江召开的《高校教育管理》创刊二十周年暨高等教育学青年学者学术研讨会，便成为观察学术界如何回应这一改革的重要窗口。

本次会议的主题为“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发展”，学术界的讨论却远比文件本身更为复杂：分类改革真的能破解“千校一面”的困局吗？人工智能的到来，是否正在动摇传统分类体系的根基？地方高校在分类格局中，又该如何找到自己的位置？

在这场研讨会中，学者们结合自身科研和教育经验，展开了深入讨论。

一个悖论：政策在分类，实践在趋同

周作宇的开场提问，直击高等教育分类改革的核心困境。他用制度同构理论解释说，高校趋同并非偶然。行政权力的强制性同构、对标杆追赶的模仿性同构，学术共同体的规范性同构的专业标准，三重机制叠加，使得“分类”的政策意图，在实践中常常被消解为新一轮的趋同。

曾任浙江外国语学院党委书记、浙江农林大学党委书记、浙江工业大学副校长的宣勇对此有更深切的体会。他长期观察地方高校的定位问题，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统计全国地方高校的办学定位表述，出现频率最高的两个词，一个是“特色鲜明”，一个是“高水平”。“‘特色鲜明’其实最不鲜明，‘高水平’则是所有大学都喜欢用的词。”宣勇直言，中国高校陷入了“定位空转”——大而全但不甘心，想做研究但经费不足，一直在指标和排名中内卷。

“地方高校最核心的问题，是没有建立起主体性。”宣勇认为，所谓主体性，就是学校自身的目的性、自主性和自觉性。“我们跟着政策指挥棒走，跟着排名走，跟着标杆学校走，但很少问自己：我这所大学，到底为谁服务？不可替代性在哪里？”

西南大学原副校长崔延强从历史的视角提供了另一种解释。他指出，计划经济时代的高校分类其实非常清晰——综合大学、行业院校、专科学校，各安其位。但上世纪90年代以来，“211”“985”工程以重点学科建设为抓手，推动了一波又一波的“升格热”和“合并潮”。行业院校争相摘掉“行业帽”，向综合性大学看齐，最终形成了“无功不综合、无校不博士”的格局。

“我们现在要做的，不是重新贴标签，而是扭转几十年积累下来的惯性思维。”崔延强说。

一股冲击波：AI正在重写分类逻辑

如果说“越分类，越趋同”是分类改革的内部矛盾，那么人工智能的迅猛发展，则正在从外部动摇整个分类体系的知识基础。

在“高校分类发展顶层设计与政策制度改革”为主题的分论坛二上，浙江师范大学教授刘爱生提出：传统工业时代“研究型—应用型—技能型”的三元分类体系，建立在“原理知识—转化知识—操作知识”的单向线性逻辑之上。但生成式AI的出现，正在解构这一逻辑，知识生产从机构垄断走向网络化扩散，人才需求从单一技能转向复合能力，社会服务从类型绑定走向功能适配。

“简单说，以前研究型大学垄断知识生产，应用型高校做转化，技能型院校培养操作工。但现在，AI让地方高校也能做出顶刊成果，职业院校的团队能攻克‘人造太阳’的核心部件，知识生产的壁垒正在被打破。”刘爱生用了一组组案例佐证：井冈山大学罗旭彪团队依托AI4S科研范式，在《自然》发表锂离子电池供应链脱碳研究；宁波职业技术学院学生团队研发钢铁生产AI检测系统，检测精度达95%；常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师生团队直接嵌入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攻克高温合金精密加工难题。

“当一所高职院校都能参与全球顶尖大科学工程时，传统的分类标签还能解释什么？”刘爱生提出了“跨维思维”的新概念——不再把高校压缩在一维数轴上排序，而是将其视为高维特征空间中的向量，研究型、应用型、技能型只是“初始坐标”，而非不可逾越的身份边界。

分论坛讨论，多位青年学者也表达了类似的判断：AI对高教分类的挑战，不是技术工具层面的升级，而是底层知识逻辑的重构。当AI抹平了知识获取的边界，高校之间的核心差异，将不再是“你属于哪一类”，而是“你能解决什么真问题”。

一场转向：从“分类管理”到“分类治理”

面对内外双重挑战，学术界正在酝酿一场理论转向。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院校研究分会办公室副主任魏署光，用“三个转变”概括：理论上，从类型划分走向功能分化；政策上，从统一尺度走向分类施策；治理上，从分类管理走向分类治理。

“以前我们讨论分类，关注的是‘这是一所什么类型的大学’，分类标准、指标、边界。现在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大学很难用单一维度和固定标签界定。”魏署光说，分类研究需要追问的是：它主要承担什么功能？形成了什么功能组合？比较优势在哪里？

这与周作宇的判断不谋而合。周作宇指出，分类改革的核心矛盾，是科层体系追求统一目标与整体效率，而高等教育组织本身带有学术自由和学院自治的属性。“分类不是目的，而是手段。真正的挑战在于，如何建立‘分类定位—资源配置—评价机制’之间的制度耦合，使分类真正转化为稳定的政府制度安排和高校组织行为。”

广州大学教育学院院长马凤歧则从规模结构的角度，勾勒了分类体系的未来图景。他测算，到2035年，我国高校总数应控制在3000所左右，其中研究型大学约300所（占10%），应用型高校约1500所，技能型高校约1500所——从当前的“金字塔形”转向“纺锤形”。研究型大学承担70%以上的博士生培养，应用型高校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技能型高校对接产业一线需求。

“但这个结构的实现，面临三大挑战：人口下降导致的生源缩减、财政紧张带来的投入压力、以及优质师资供给不足。”马凤歧直言，分类改革不是教育系统内部的事，而是整个社会经济结构转型的缩影。

《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执行主编王建华，从更根本的价值层面提出了反思。他认为，高等教育领域长期存在更多、更高、更优三个执念：追求更多人上大学，追求更高层次的学历，追求更优质的排名。但这三个执念背后，都是工业化时代的思维定式。

“当高等教育资源从稀缺走向充裕，甚至相对过剩时，我们需要重新思考：机会公平还是不是唯一支点？接受高等教育是不是必然比职业教育更有价值？”王建华说，“排行榜在把少数学校排在前面的同时，也把绝大多数学校贴上了‘无名化’的标签。但教育的本质，是让每一个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而不是与别人比较。”

一种出路：找到自己的“不可替代性”

理论的转向最终要落到实践。地方高校在分类改革中，到底应该怎么走？

宣勇给出的答案是：回到价值定位本身。他以自己曾任职的浙江农林大学和浙江外国语学院为例——前者明确“为浙江培养生态文明建设人才”，砍掉与生态无关的专业；后者定位“服务国家对外话语体系建设”，走小而精的路线。

“定位不是写在规划里的口号，而是一个选择：选择做什么，更要选择不做什么。”宣勇说，“应用性大学必须回答：应用于谁？为谁所用？你的资源、师资、可能性，能不能支撑这个定位？避免‘财小志大’的困境。”

江苏大学则提供了另一种样本。作为一所“双非”地方高校，江苏大学坚持“工中有农、以工强农”的特色，深耕农业工程六十余年，培养了全国三分之一以上的农机行业管理者。学校学科建设与发展规划处处长杨娟在主旨报告中列举了一组数据：联合收割机国内市场占有率超过60%，采棉机国产替代率达90%，累计获得国家科技成果奖16项，连续五年入选全国科技成果转化高校50强。

“我们不是综合性大学的缩小版，而是农业装备领域的国家队。”杨娟说。在分类改革的框架下，江苏大学的路径或许正是“研究应用型”的典型，既做基础研究，也深度嵌入产业一线，在智能农机装备的创新生态中找到自己的生态位。

吉林大学副校长付君分享的农机专业改革案例，则展示了学科层面的分类实践。吉林大学农业机械化工程专业诞生于1955年，是全国第一个农机专业。面对AI时代的挑战，他们没有照搬研究型大学的模式，而是从课程体系到实践教学全面重构：剪掉与产业无关的课程，增加实践教学学分，让学生从大一开始就接触真实农机装备的研发和生产。

“人才培养不能等专业设置调整了再改，因为四年之后你培养的人才面对的又是一个全新的产业环境。”付君说，“关键是跳出自己的专业，跳出自己的学院，想清楚产业到底需要什么样的人。”

研讨会闭幕式上，《高校教育管理》杂志社社长徐云峰总结，分类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政府、高校、市场、社会的多元互动。“我们今天讨论的所有问题，最终都指向一个目标：让不同类型的高校，都能在自己的赛道上追求卓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