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9月13日，刘宝珺生于天津商号“海货刘”家中。内忧外患之际，在家族和学校的教育下，他既兼备优异成绩与广泛爱好，又时刻谨记科学救国的志向。1950年，手握燕京大学化学系保送名额的他，因为学长的来信，毅然舍弃热门专业，以第一名的成绩转身考入清华大学地质系。信上说：新中国百废待兴，作为国民经济重要支柱的地质事业急需栋梁人才，希望他投身地质，在地质科学领域建功立业。

此后，刘宝珺便开启了“向下”钻研的事业。他随清华大学地质系转入北京地质学院（现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毕业后远赴甘肃白银厂，负责折腰山矿区勘探工作。1954年，作为地质队优秀工作者考回母校，继续攻读岩石学方向。研究生毕业后在母校岩石教研室留任助教，之后又随恩师池际尚参加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祁连山科考队的考察工作，眼界豁然开朗，坚定了在火山岩领域一展抱负的理想。

然而时隔七年，命运的岔口再次将他引往未曾设想的道路。1957年，一批可能储油的构造在全国各地被发现，北京地质学院增设油气勘探相关专业。主要从事岩浆岩、变质岩研究的池际尚身先士卒调转方向，扛起石油教研室主任的职责，牵头开设了沉积岩岩石学课程。当时无论国内外，沉积学都处于萌芽阶段，大家普遍不愿教这门课，且课程设计需要很强的综合素养。再三考量后，池际尚决定将任务交给刘宝珺。从未想过和沉积岩专门打交道的刘宝珺有点蒙：“我当时那是大转行了，沉积岩我对它并不很喜欢，觉得它没有什么科学逻辑，完全是描述，没什么原理在里面。但是老师说了的话要服从，她是我的导师也是系主任。我说‘好，既然别人都不去，我来吧！’我就去给毕业班讲沉积岩研究方法。”

为了不辜负组织和恩师信任，刘宝珺又一头扎进了新天地。每一次改变人生轨迹，从小养成的多元兴趣与思维都能帮他加速转弯——长期打下的武术、篮球、跨栏等功底，为他塑造出野外考察必备的强健体魄和坚韧意志；在小学和中学习得的水粉、国画等技能，为他绘制地质图奠定了扎实基础；自幼便通过翻阅父亲的中英文笔记接触外语，为他将来掌握英日德俄四门语言、吸收国际前沿知识提供了有利条件。

更重要的是，如此锻炼出的“不务正业”的“杂家”思维模式，与沉积学这门和流体力学、海洋学、生物学等多学科联系密切的学科恰恰不谋而合。“基于对研究对象更深层次的内部规律的探寻，我的研究思路一边向纵深切入，一边横向交叉、渗透、拓展。”

20世纪60年代起，沉积学迎来大变革，开始形成拥有基础理论和跨学科逻辑的体系化科学。与此同时，调至成都地质勘探学院后屡被卷入政治运动的刘宝珺依然潜心治学，在翻译现代沉积学文献的过程中备受鼓舞，理论框架与国际慢慢接轨。

1972年，参加云南滇中含铜砂岩科考时，通过将沉积学与泥沙运动力学、构造地质学和矿床学相融合，他带团队对当时的“三板斧”权威理论提出质疑，认为砂岩铜矿并非形成于古代湖泊相沉积环境，而是由古代河流相沉积产生，顶着舆论压力在当地开展了三年科研攻关。1974年，生产单位在指定位置打到四米厚矿体，用实践验证了这一观点。成都地质学院就此一战成名，刘宝珺也以此为新起点，逐步登上国际地质学界的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