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科学家博物馆里，陈列着一张拍摄于1939年的合影。泛黄的照片上，广西沙塘病虫害组的同事们排坐在一起，神情质朴而坚定。那时的邱式邦或许未曾想到，自己将用一生的时间，去应对一场困扰了中华民族数千年的“天灾”。

1939年，广西沙塘病虫害组同事合影（二排右二为邱式邦） 来源丨中国科学家博物馆

蝗灾，与水灾、旱灾一起，被认为是东亚历史上威胁农牧业生产、影响人民生活的三大自然灾害。近3000年来，我国共发生蝗灾数百次，对农业和经济造成了难以估量的损失。

抗战初期，花园口黄河大堤被炸开决堤后，河水肆虐，淹没了豫、皖、苏三省1400多万亩农田，造成历史上空前严重的蝗灾。

1944年，被淹泡8年之久的中原地带，仅河南省飞蝗发生面积就达到5800多万亩，治蝗成为关系国计民生的大难题。

1946年，邱式邦回到南京中央农业实验所工作，临危受命参与治蝗工作。他第一时间深入到黄泛区奔走调查。面对铺天盖地的蝗虫，当地百姓仍采用人工扑打等原始方法，几乎毫无作用。

邱式邦在广西沙塘病虫害组温室前 来源丨中国科学家博物馆

恰逢此时，英国卜内门公司研发的治蝗新药“六六六”刚刚问世。邱式邦敏锐地意识到其价值，立即将其应用到田间治蝗工作当中，先是采用毒饵，随后又因地制宜，创造性地将其制成便于施用的粉剂。田间试验效果惊人，蝗虫死亡率高达90%以上。

1948年，邱式邦撰写了国内第一篇使用“六六六”粉剂治蝗的技术报告，发表在《中华农学报》。次年，他赴英国剑桥大学系统学习国际先进治蝗理论和经验。

1950年，邱式邦在英国剑桥大学实验室 来源丨中国科学家博物馆

1951年，邱式邦学成归国。彼时国产“六六六”尚在试产，产量有限，喷药器械也严重不足。

面对困境，邱式邦提出在有条件地区尽可能采用毒饵治蝗技术。这种方法比直接喷粉更省药、更经济，也更简单易行。根据计算，他将原来只够防治一亩地蝗虫的药粉，配制成可防治六亩地蝗虫的毒饵，且所花的劳力和经费可节省一半。

随后，这项技术迅速得到推广。1952年，仅河北、山东等地就有80万亩蝗区采用此法成功灭虫；1953年，推广面积达到了100万亩。

然而，邱式邦进一步深入蝗区蹲点调查后发现，对于飞蝗的发源地在何处、什么时候发生、蝗虫的数量密度多大等诸多规律尚不清楚。他意识到要根治蝗害，必须对全国各地蝗区的情况了如指掌。

于是，邱式邦又马不停蹄地带领小组跑遍了江苏、安徽、山东、内蒙古、河北、河南等主要的飞蝗发生地。

1986年，邱式邦考察田间试验 来源丨中国科学家博物馆

当时深入蝗区蹲点调查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异常艰苦，牛车马车是“最现代”的交通工具，风餐露宿更是习以为常。即便在县城入住的“招待所”，也往往是四处透风的房子，睡觉时更是常常与臭虫、虱子结伴。蝗虫灾害严重地区大都地处盐碱荒滩，缺少生活淡水，长期工作蹲点，一小盆水要从早上洗脸、中午擦身擦汗，一直用到晚上擦澡洗脚。

但为了获得准确翔实的第一手资料，邱式邦全然不顾这些困难。终于在深入调研后，他创造性地提出了建立蝗虫侦察制度——即包含查卵、查蝻和查成虫三个环节的“三查制度”。

为了让不识字的农民也能掌握虫情侦察技术，他带领助手详细绘制出各类蝗虫图例，教会农民识图、画圈。同时，他还建议地方政府为承担侦察任务的农民家庭提供“代耕”服务，彻底解决了他们的后顾之忧。

邱式邦与同事交谈 来源丨中国科学家博物馆

“三查”制度的建立，让治蝗工作由被动变为主动。1953年，全国投入治蝗的劳动日比1951年减少了80%，为国家节省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推广蝗虫“三查”工作，为新中国开展害虫预测预报工作迈出了坚实的第一步。

从“六六六”到“三查制度”，邱式邦用一系列开创性的成果，带领中国走上了有计划、现代化的科学治蝗道路。

这位与蝗虫“斗”了一辈子的科学家，尽管功勋卓著，却始终保持着清醒：“我们对飞蝗问题仍不能放松警惕……在飞蝗发生基地没有彻底改造以前，产生蝗害的条件依然存在，人和蝗虫的斗争就将一直继续下去。”

科学家简介

邱式邦（1911年8月10日—2010年12月29日），中国科学院院士、农业昆虫学家。

邱式邦是中国害虫防治、生物防治的开拓者。他毕生从事害虫防治的研究，阐明了多种重要农林害虫的发生规律、预防预报方法与综合治理技术，为我国发展害虫综合治理与生物防治事业作出重大贡献。

参考文献：

[1]邱式邦——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

[2]治虫安邦七十载农业卫士邱式邦.新民晚报.2024-12-12.

[3]邱式邦院士：治虫安邦七十载.中国科学报.2024-11-07.

[4]农业卫士生防先锋——记中国科学院院士邱式邦.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2016-05-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