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中国科学报》记者 赵广立

初次和邓煜对话是轻松的，没有被数学天才“碾压”的感受。他会耐心听完每一个问题，然后快速思索、快速作答。不管是谈数学研究还是聊围棋、足球，他都没有太多肢体动作，即便聊到像世界杯决赛这样让他兴奋的事，也就像老友闲谈。与很多“青椒”不太一样的是，你能感受到他身上的松弛感。

邓煜。

7月23日，美国费城，第30届国际数学家大会（ICM）揭晓了4年一度的菲尔兹奖。每4年评选2～4名、年龄不超40岁，这是一个比诺贝尔奖还要难拿的奖项。王虹和邓煜，这两位年轻的中国籍数学家、北京大学2007级本科校友，创造了新的历史。

与王虹因解决三维挂谷猜想而广为人知不同，公众对邓煜相对陌生。但数学界知道，这位37岁的深圳青年在过去几年里解答了一道尘封125年的数学难题，对“希尔伯特第六问题”给出了创造性回应。

现为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的邓煜在访谈中告诉《中国科学报》，他的生命中不只有数学，爱好广泛甚至可以作为他的一个标签：小时候差点成为职业围棋选手，现在仍对围棋热情不减，有网友评价他“菲尔兹奖得主中围棋水平最高的，没有之一”；他喜欢看科幻小说，如果不做数学研究，他可能更愿意去当一名科幻作家；他还爱足球，是西班牙队的支持者，同时也是梅西的忠实粉丝。今夏世界杯决赛西班牙击败阿根廷，他一边发“西班牙王朝！”的朋友圈动态，一边为阿根廷抱憾：“上届真的梦幻，今年已经很好了、很好了。”

以下是《中国科学报》对邓煜的访谈。

谈斩获菲尔兹奖：“舒了一口气”

《中国科学报》：祝贺你获得菲尔兹奖！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成就。你是什么时候得知获奖的？当时什么心情？有没有和身边的亲友分享？

邓煜：我是在今年1月份收到了国际数学联盟（IMU）的通知邮件。其实在那之前，就有一些传言“谁谁有可能获奖”，会提到我的名字。那段时间我其实有点紧张。收到邮件时，算是舒了一口气吧。

那时出于保密，我只跟几个人说了。他们都很为我开心。

《中国科学报》：几天前，据说ICM官网前端代码被发现了隐藏字段，本届菲尔兹奖得主名单“提前泄露”。这件事你怎么看？对你有什么影响吗？

邓煜：挺意外的，说明大家还是很关注吧。

对我来说，我没觉得有什么影响，毕竟只是在社交网络上“发酵”。我是这样，社交网络上的事情，如果不想去理会就可以不去理会。大家看到了，就当是对这个奖的一种预言或预测，然后看到时候会发生什么。所以，问题不大。

《中国科学报》：说到社交网络，我注意到你在知乎上有账号，有5万关注者，大家都叫你“灯神”，得知你获奖“与有荣焉”。你介意被叫“灯神”吗？你的个人简介也特别有意思——“400赞每字俱乐部成员”，是因为更新比较少吗？

邓煜：以前“玩”知乎，一是为“杀时间”，二是看一些有趣的东西。后来时间越来越少，我认为知乎上有趣的东西也少了，就不太常看和写了。

不过，有时我会写一些科普的东西，写这些对我来说也是一个整理思路的过程，可以边写边回顾自己做的题目，就会回到“当时我是怎么想的”的思路中。所以有时候分享一些，也是自己的一个需求。

至于称呼，大家怎么称呼我，我约束不了。“灯神”是网友们“封”的，大家还是叫我的名字吧。

邓煜。受访者供图

谈围棋和数学的选择：“差点成为职业棋手”

《中国科学报》：聊聊数学吧，你是怎么“掉进”数学里的？听说你小时候围棋也下得极好。

邓煜：可能从小学就开始了。我那时爱看书，尤其爱看数学科普，觉得很有意思。去郊游、爬山，父亲常常随口给我出一些组合类的小题目，不难，但我每次解出来都很有成就感。慢慢地，做数学题就成了我的兴趣。

《中国科学报》：2001年你读初一，参加了全国围棋定段赛。据说“只差一点点”成为职业棋手。如果当年定段成功，今天会不会是一位职业棋手？想象过自己是专业棋手的样子吗？

邓煜：如果当时成功定段，（成为职业围棋手）也是有可能的（笑）。但也说不好如果当初选择围棋的话，我能走到哪一步。你知道周睿羊吗？他现在是围棋职业九段棋手，拿过世界冠军。当时（2001年）我和他都在深圳学棋，水平差不多，对弈过几盘，互有胜负吧。他那年也没定上，是在第二年（2002年）成功定段的。所以我觉得如果我下棋的话，现在可能会像他一样。当然，这都是假设。

《中国科学报》：你同时喜欢围棋和数学，觉得围棋与数学竞赛在思维训练上有什么异曲同工之处吗？

邓煜：不一定有什么具体的联系。我觉得下棋和做数学有个相通的地方是，都要观察局面、找到突破口、寻找最合适的一手。但也有一个重要区别：围棋是有时限的现场竞赛，几个小时里必须集中精力去谋局破局，而做数学或其他研究更像长跑，你可以慢慢想，不必那么着急。

谈北大“超黄金一代”：会有更多人才“冒”出来

《中国科学报》：你和王虹都是北大数学学院2007级的，你和她有哪些交集？当时的北大数学学院，你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

邓煜：说实话，我在北大时和王虹接触不多，反而是后来有一次在MIT（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好多同学碰面，跟王虹聊了很多，对她做的事情才有了一些深入了解。

在北大时我接触比较多的两个同学是刘雨晨、许地生。记得头一两个学期，我们和邻近宿舍的一群同学常在一起“刷题”。当时我还去“啃”了一本特别难的数学书，是日本数学家儿玉之宏、永见启应合著的《拓扑空间论》。有时候周末我们还结伴去海淀图书城淘数学教材。那两年打下的基础相当扎实，我后来就转到MIT去了。

《中国科学报》：有人说北大数学学院在世纪之交那一两年“冒尖”的数学人才是“北大数学的黄金一代”。如今你跟王虹作为2007级的代表，一下子出了两个菲尔兹奖得主，把你们这一代称作“超黄金一代”“白银一代”。你怎么看？

邓煜：我们这一届做数学比较好的确实有不少，比如苏炜杰、唐云清、孙鑫等，给人一种“人才井喷”的感觉。不过我感觉，这更多是从统计的角度看到的情况。这些年国家对数学的投入越来越大，经过这么多时间、这么多努力，一定会有人“冒”出来。至于是哪一届，可能有偶然性，但总的趋势是，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冒”出来。

谈数学研究：关键就几步，但也追求细节

《中国科学报》：你跟合作者解答了“希尔伯特第六问题”。能不能用通俗易懂的话向大家介绍一下这项工作？

邓煜：你可以想象一间房间里的空气分子，按照牛顿力学彼此碰撞、不断演化。我们关心的是，在概率意义上，这些分子的分布会怎么变化，比如在某个区域里会有百分之多少的分子。我们证明了这个分布正是由玻尔兹曼方程给出的；再往前一步，通过流体力学的方程，还能推导出物理中最经典的理想气体方程、欧拉方程等。说到底，就是把从微观粒子系统到宏观流体的描述这条路走通了。

《中国科学报》：据称，你们就这项工作投稿《数学年刊》（Annals of Mathematics）的论文长达200页，从写作到被接收经历了一年多。最困难的阶段是什么？有没有“灵光一闪”的时刻？

邓煜：从初稿到被《数学年刊》接收，这篇论文的确经历了一年多的打磨。可能我们的研究框架和思路别人没有做过，大家读起来比较困难。大概是2025年2月，审稿人建议我们把文章写得更通俗、解释得更清楚。我们还跑去巴黎跟法国的一些数学家讨论，他们也提了许多建议。后来论文就从150页扩充到了约200页，很多顶尖专家看了，反馈说“容易多了”。

至于“灵感”什么时候来，我觉得是很随机的。我喜欢散步、爬山时想些小问题，但真正想通某件事不挑时间也不挑地点。有一次我买了份快餐回来，忽然就想到一个可以推进的点子。我有个习惯，如果一个问题暂时想不出来，我会不断去想，直到有一个能说服自己的理由，才会跟自己说“今天先到这里”。

《中国科学报》：你有没有过“关键的问题都想清楚了，论文就不太想写了”的经历？

邓煜：恰如你所说，200页的论文，可能最关键的几个问题就几页，大篇幅的内容是常规推演，要把整个过程详细呈现出来。有时候我确实会把重点放在关键的思路上，一些细节会忽略，特别是在写文章的时候，因为这样更轻松。这也是为什么写论文会更加需要花费精力。

讲一个小故事吧。我的博士生导师（Alexandru D.Ionescu）追求细节是出了名的，他常要求我把细节都讲得很清楚。最近一段时间，我和搭档有一个跟我导师合作的研究。我和搭档当时讨论“这个证明详细到这个地步行不行”，我觉得“差不多行了”，然后我搭档说“你要给Alex看的话，恐怕还要再详细一点”，后来我就照做了。

《中国科学报》：看来追求细节这方面你受导师影响比较大，还有哪些方面受导师影响？

邓煜：再有就是一些研究品味上的东西，他对很多事情、很多领域都感兴趣，包括色散方程、相对论等，很多研究都做。我可能也受到他的影响，会对各种不同的东西感兴趣。

关于数学中的AI与合作：会越来越多

《中国科学报》：人工智能（AI）正在深度介入数学。你平时怎么使用它？怎么看待它对数学研究的影响？

邓煜：我主要用它处理一些自己不熟但肯定有答案的问题，比如查结论、找文献、验证细节。有些我拿不准的小问题，让它确认一下对不对、不对该怎么改，这在处理细节上帮助非常大，省得自己从头证明一遍。

我的判断是，接下来一两年到三四年，数学很可能进入一个快速发展的时期。借助AI填补证明里大量的技术性细节，让人类本来能完成的工作可以更快完成，一些因为技术难度太高、超出个人精力的问题，也有希望尝试被解决。

但我不认为它会取代数学家。将来通过人机结合，能做的事可能比现在多得多。我认为真正推动数学前进的还是人的直觉和想法：一是提出好问题；二是提出问题之后，你有什么样的思路。有了AI这个工具，我们要回答的更多是“在此之上，我们还能进一步做什么”。

《中国科学报》：许多文学及影视作品在塑造一些天才数学家的人物形象时，常常给人非常孤独甚至孤僻的印象，好像只能一个人沉醉其中。这是不是一种误解？你曾说自己不适合“独狼式”探索，数学家需要怎么样的交流与合作？

邓煜：合作做数学研究的情况是很多的。当然，不同的人有不同风格。从另一方面来讲，做同一个方向数学研究的人越来越多，数学问题也越来越复杂。所以大家会看到合作（产出）的数学成果越来越多，大家相互见面的机会也更多。相对地，完全一个人做数学的情况就变少了。这可能是一个趋势。

《中国科学报》：你的合作者中有两位都是陶哲轩的学生。你跟陶哲轩有哪些交集？

邓煜：读书时，陶哲轩是我们的偶像级人物。不过，我跟他研究方向不太一样，交流也不太多。大概是2019年，我去UCLA（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交流的时候跟他讨论过一点问题，不算多。有时候我们也会邮件交流。

《中国科学报》：你身上有一种很强的松弛感。国内不少青年科研人员很焦虑，他们被称为“青椒”。你焦虑过吗？

邓煜：当然也有。大概在2017、2018年，博士后的最后一两年，我在几个方向之间来来回回，一时做不出让自己满意的结果，那段时间有点焦虑。后来找到现在这个方向，有了信心，又有很多东西可做，那种状态就慢慢过去了。

我认为焦虑分两种：一种是对自己做的东西没信心，一种只是暂时还没得到大家认可。对我来说，主要是后者，因为我做的是自己喜欢的东西，大多数时候还是相信它是好工作。

《中国科学报》：作为华人数学家里又一位菲尔兹奖得主，你怎么看待随之而来的期待和压力？

邓煜：这不是我要考虑的事。我只是一个数学家，我的工作就是尽量做好数学，做到这一点就足够了。

《中国科学报》：最后，对当下正对数学产生兴趣的年轻人，你想说些什么？

邓煜：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其实不只是数学，做任何事都一样。先做自己真正喜欢的，至于这件事别人是否欣赏、是否认可，那都是后来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