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最大规模！四代中国科学家完成这一学术壮举

 

编者按

2026年，国家自然科学奖迎来70周年。从1956年以中国科学院科学奖金为名首次颁发，到1982年正式更名为国家自然科学奖，作为五大国家科学技术奖之一，它代表着我国自然科学领域的最高荣誉。

时值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05周年之际，中国科学院档案馆联合中国科学报社、中国科学院相关获奖院属单位，推出《七秩荣光——档案里的国家自然科学奖》专栏，以档案为凭，回溯以中国科学院为第一完成单位的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项目，彰显科学价值，重现时代回响，致敬为我国自然科学事业作出卓越贡献的科学家们。

本期获奖课题

2009年度一等奖

“《中国植物志》的编研”

本期档案

文章内容

作者：赵婉婷（中国科学报社）；靳硕（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彭玉香、胡启明（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黎贤（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

新中国成立后，为满足国防和工业领域的需求，一批重大科技成果相继涌现。与此同时，一群潜心钻研植物的学者，也踏上了一场漫长而艰辛的征途——对全国植物物种进行系统考察与分类学研究，并编撰、出版植物志书。

通俗地说，这项工作就是给中国的植物“上户口”。乍看之下，它并非前沿的重大科技攻关，甚至一度让外行疑惑：“这有什么用？”但它关乎国家植物资源的基本家底，几代植物学者将其视为毕生的夙愿与使命。

1959年，《中国植物志》编委会正式成立；2004年，《中国植物志》全部出版问世。全书共80卷126册，收录了我国301科3408属31142种维管植物，是目前世界上规模最大、记载植物种类最丰富的植物志。

实现这样的空前规模，离不开“全国一盘棋”的精神。《中国植物志》凝聚了全国80余家科研教学单位的力量，先后参与的植物学者有300余位、绘图人员164位，历经45年接力编撰方才完成。从20世纪初的前期准备工作算起，其问世更是植根于长达80余年的工作积累。2010年，《中国植物志》的编研工作获得2009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

从编写想法的提出，到成立编委会，再到四代植物学者接力完成编研，《中国植物志》的编研史也是中国现代植物学自立崛起的成长史。

01

“必须由中国人自己编写”

中国幅员辽阔，地理环境复杂多样，孕育了丰富的植物资源。

20世纪20年代前，中国本土植物的研究资料大多为国外学者掌握。随着一批留学生归国，我国现代植物学研究开始起步，多个研究机构相继成立。我国老一辈植物分类学家采集了大量植物标本，并运用现代科学方法调查植物资源，开展植物分类学研究。

1934年，中国植物学会的会议上，时任静生生物调查所所长的胡先骕提出了编撰《中国植物志》的想法：“现在国内治植物分类学者渐众，理应编纂《中国植物志》。凡编纂各科植物专志者，应同时编纂《中国植物志》。”

“植物志”一般依据分类系统编排，记载植物名称、形态描述、生态习性、地理分布、系统位置、经济用途等信息，并配有检索表及形态插图等。《中国植物志》担负着记载国家植物家底的任务，如果家底不清楚，会从根本上影响国家对植物资源的管理保护和开发利用。

然而，标本采集、研究鉴定与志书整理，需要投入大量人力与财力。随着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这一构想暂时被搁置。

1947年，美国国家研究委员会提出出资合作，但也提出要中国植物分类学家携带全部中国标本，到美国去编写《中国植物志》。时任复旦大学农学院院长的钱崇澍慷慨陈词：“我国的植物志，必须由中国人自己编写，不能由外国人写！”

随着新中国成立，摸清植物家底、编研植物志已然成为国家的重要战略需求。1949年，中国科学院成立，新组建的植物分类研究所（1953年改名为植物研究所，以下简称植物所）将编写《中国植物志》列为重要任务。之后几年，地方植物志、植物科属检索表等专著的相关编写工作陆续推进。

1959年，钱崇澍、胡先骕等26位植物学家联名倡议编写《中国植物志》。同年10月，《中国植物志》编委会正式成立，挂靠在植物所。第一任主编为钱崇澍与陈焕镛，秦仁昌任秘书长，崔鸿宾作为秘书负责组织与管理工作。

在首次工作会议上，编委会确定了编委会组织条例、编审规程、编写规格、编写规划等具有指导意义的文件。这些编写标准将全国编研者的思想和做法统一起来，《中国植物志》的编研工作正式启动并走向正轨。编委会动员了全国有关科研单位和大专院校的专家学者，由他们认领已有研究基础的科、属，并安排青年学生协助完成编研任务。

同年，秦仁昌率先完成了第2卷《蕨类植物》，并在10月前出版，为国庆献礼。

02

“没有任何植物志的规模可与之相比”

开局顺利，但征途远比预想漫长而艰辛。

1963年起，出版工作停滞10年。直至1973年逐步恢复，由林镕和俞德浚先后担任主编。在这一“重启期”，全国有40多个单位的200余人参与标本采集与志书编写。不少年轻的编者在极其简陋的办公环境中研究标本，撰写书稿，夜以继日地推进编写工作。虽苦，却无人抱怨。

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召开后，编写工作迎来了高潮：当年出版3卷册，1979年出版10卷册，此后每年平均出版3至4卷册。1982年，已出版的多个卷册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三等奖。

但荣誉背后，经费短缺、书稿积压、专家高龄化等问题也日渐凸显。

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植物志》《中国动物志》和《中国孢子植物志》的三位主编联名呼吁，希望解决编研经费问题。

该呼吁引起国家高度重视，“三志”被列为国家重大科研项目。20世纪末，在稳定经费支持下，《中国植物志》编研进入了最后冲刺阶段，年均出版4至5卷册。

2004年，由吴征镒、陈心启编辑的第一卷《总论》出版，标志着《中国植物志》卷册出版齐全。

5000万余字的《中国植物志》详细记录并描述了我国301科3408属31142种维管植物，并配有9000余幅图版。志书全面梳理了中国植物资源本底，为深入认识植物世界、合理开发植物资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对普及植物学知识、提升公众生物多样性保护意识也具有重要意义。

此前，25卷册的《苏联植物志》曾是世界上记载种类最多、最完整的植物志；由中国科学家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完成的《中国植物志》共80卷126册，刷新了这一纪录。在植物所档案室，深绿色封皮的《中国植物志》全卷册足足占了三层书架。

2005年，美国《科学》杂志评论说：“中国植物学家完成《中国植物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世界上没有任何已完成的植物志规模可与之相比。通过完成《中国植物志》，中国植物学家对人类认识和了解世界植物作了巨大贡献，为植物的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03

“中国植物学界终于站起来了”

《中国植物志》的整个编研过程中，都贯穿着“全国一盘棋”的大协作精神。

学界普遍认为，《中国植物志》的准备工作从20世纪20年代就已开始，志书的完成离不开80余年的工作积累。

早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就有一大批年轻的植物学者在各地不畏艰险地采集植物标本。在新中国成立前，国内各研究机构收藏的植物标本已达80万号。此外，秦仁昌还前往海外拍摄收集了大量分散于欧洲各大标本馆的中国植物模式标本照片，后来，吴征镒历时10年对这些标本照片整理研究、制作成3万张植物分类卡片。这些一手材料为此后的编研工作提供了重要的基础。

1959年编委会成立后，由中国科学院牵头，联合有关部委和大专院校，先后组织了数次规模宏大的全国性野外调查和标本采集工作。到了2000年，全国各标本馆累计可供查阅的植物标本达1700万份。

采集标本的日子里，跋山涉水是常态。为了不耽误采集进度，有时科考队员身上爬了许多只蚂蟥，也顾不上清理；背着总重20多公斤的标本夹、采集工具、干粮和睡袋翻山越岭，夜晚在山中露宿，更是科考队员的工作常态。

丰富的标本资源，为各个分类群的深入研究及志书的编研提供了重要的材料。

然而，植物分类学研究十分复杂，不少分类群的分类界限不清晰。为解决某些科、属的分类位置和亲缘关系问题，有时需进行栽培观察，有时还需要借助解剖学、孢粉学、细胞学等分支学科的研究方法加以解决；为确定植物正确的拉丁学名，研究人员还需要深入了解前人的工作和有关文献，依据国际植物命名法规，对植物名称进行考证。这些工作为植物学各分支学科研究提供了重要支持。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中国植物志》的审稿过程。当时，每一科植物领域通常只有一位或少数几位专家，他们往往就是该科内容的编写者。对此，崔鸿宾提出了以“读者”视角审查书稿的创新性审稿方法，让其他科属的分类学专家参与审阅工作。

“读者认为好用，即可说明在分类上乃至在系统上处理得好。”崔鸿宾曾回忆，这样的思路使大家在研讨过程中畅所欲言，也规范了《中国植物志》的审稿工作，进一步提升了志书的内容质量。

作为中国现代植物学研究的标志性成果，《中国植物志》编研工作的开展极大促进了学科建设，也见证了一批批植物学者的成长。

参与编研的第一代植物学者大多曾在美国留学，正是他们将现代植物学知识引入中国，并牵头创建国内的植物研究机构；第二代植物学者大多由第一代学者直接或间接培养，是早期筹备与编校阶段的中坚力量；第三代植物学者主要于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中期毕业于国内高校，占全书编委和作者总数约四分之三；第四代植物学者主要于80年代及以后取得学位。

在四代植物学家“接力”完成《中国植物志》的漫漫编研岁月里，我国的植物学者发表植物新属243个、新种14312种。陈心启曾感叹，《中国植物志》编研工作的特色是室内室外、不同学科、前人和同辈人之间的协作，是一项扎实、细致、深入的研究工作。

胡先骕曾说，编写《中国植物志》是他那一代植物学家的“远景”。吴征镒自编研初期就任编委，并于1987年起任最后一任主编直至志书全部出版，参与并见证了“远景”的实现。2004年，吴征镒在《中国植物志》出版新闻发布会上说道：“中国植物学界终于站起来了！”

2010年1月，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空缺两年的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颁给“《中国植物志》的编研”这一成果，这也是当年唯一的一等奖。

获奖成果的主要完成人名单上，写下钱崇澍、陈焕镛、吴征镒、王文采、李锡文、胡启明、陈艺林、陈心启、崔鸿宾、张宏达等10个名字。他们之中，有编委会成员，有深耕不同植物类群、执笔撰写各卷册的分类学家，也有统筹协调全国科研力量的组织管理者。这份获奖名单的背后，凝结着秦仁昌、俞德浚等老一辈植物学家矢志不渝的追求和奉献，也承载着全国80余家科研教学单位、300余位科研人员与164位绘图人员跨越半个世纪的接续付出。

《中国植物志》，这一凝聚我国四代植物学家心血、享誉国内外植物学界的学术巨著，将永远铭刻在我国科学研究的历史丰碑上。

（支持单位：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

参考资料：

1.陈心启、崔鸿宾、戴伦凯、夏振岱：《中国植物志》编研简史，发布于中国植物志官网

2.李锡文：《深切怀念恩师吴征镒院士》，发表于《吴征镒先生纪念文集》

3.崔鸿宾：《我所经历的中国植物志三十年》，发表于《中国科技史杂志》

4.胡宗刚、夏振岱：《中国植物志编纂史》，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5.胡宗刚：《静生生物调查所二十二年》，广东人民出版社

6.丁佳、沈春蕾、高雅丽：《科研最重要的，不是“尖端”与否——从<中国植物志>看原始创新》，发表于《中国科学报》

7.黎贤：《吴征镒：草木知音泽被后世》，发表于《中国档案报》

8.雷宇、王妍妍：《四代科学家跨越半个世纪的艰辛：旷世巨著<中国植物志>这样诞生》，发表于《中国青年报》

9.中国植物学会组编：《改善民生的中国植物科学》，科学出版社